《狂飙》给扫黑剧带来哪些“质变”？******
口碑高开高走成为2023的“开年第一爆款”
《狂飙》给扫黑剧 带来哪些“质变”？
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2月3日晚在央视八套正式收官。该剧贯穿整个春节的播出，国民热度甚至盖过春节档头部大片，口碑高开高走，成了2023的“开年第一爆款”。即便把时间轴拉得更长，《狂飙》的表现都称得上现象级：不仅安欣、高启强、高启盛、陈书婷、老默、徐江、李响等主线角色每一个都获得极高公众认知度，张彪、陆寒、王秘书、麻子甚至小五等只有几场戏、几句台词的配角都被观众记住了名字并热烈讨论……上一部享受这种“待遇”的剧还是2017年《人民的名义》，再往前是2009年的《潜伏》。
《狂飙》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从《破冰行动》到《扫黑风暴》，扫黑剧近年一直在小步前进寻求突破。《狂飙》这个激动人心的“开门红”有哪些从量变到质变的“狂飙”式进步？
创作思路的进步
跳出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和情节强度吸引观众的“舒适区”
正如编剧之一朱俊懿所说，作为后来者，《狂飙》失去了改编真实案例的先天机会，但这也倒逼《狂飙》创作者跳出了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情节强度天然吸引观众的“舒适区”。
该剧让人耳目一新，根基是因为它在同类作品中独辟蹊径，构建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中国扫黑除恶编年史和回忆录。《狂飙》以 2000 年、2006 年、2021 年三个时间节点结构全剧，采用倒叙、插叙的方式呈现了20余年间的社会发展变化。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政策宣传上的要求与考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治安工作的特殊性。
《狂飙》以非常高的完成度，把时代感凝结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不仅做到了大处不出戏，还在很多不起眼的细节上下了功夫。装着饺子的铝制饭盒、翻毛领的皮夹克、等离子彩电、小灵通……真实的年代感将所有人代入回忆。高启强跨越20年的不同造型，也有着非常准确的塑造。2000年的高启强穿着廉价的皮衣，脏兮兮，捞完鱼随时可以擦擦手，那是菜市场里鱼贩的真实状态；到了2006年，在大嫂陈书婷的一手包装下，精致张扬起来，那是撞色西服、戴墨镜、梳背头的黑老大；2021年，他的违法手段更为隐蔽，穿衣风格也向“保护伞”高官靠拢，低调朴素……
这样的创作思路，《狂飙》不是首创，近年来《大江大河》《人世间》《风吹半夏》等荡气回肠的大剧都在还原时代感上做到了足够的诚意，最终为自己赢得大众共情打下最坚实基础。现实主义“要精心修饰，修饰到观众看不出来，但能体会到”。那些为《狂飙》打出高分的观众，也是感受到了这份用心，才心甘情愿共情这个延宕20余年的故事。
人物塑造的进步
对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
《狂飙》塑造人物的突破之处，在于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有人说《狂飙》前半部可以叫《一个鱼贩的黑化发家史》。高启强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有翔实、充分的前因后果，和真实细腻的动机。一个唯唯诺诺、被欺压得喘不过气的菜场鱼贩子，成长为黑道“教父”式人物，而他走向深渊的背后有着亲情、友情、爱情的真实纠缠。《狂飙》让很多人感觉一追就停不下来，正是因为人物和剧情是爽的，更是写实的。
另外，传统的扫黑剧中，黑白对立是最主线的矛盾冲突，而《狂飙》的安欣和高启强还有互为镜像的宿命感，说明创作者把人物的重要性摆在了故事前面。安欣和高启强两个原本不在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因为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作出了不同的命运抉择。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助推下，二人走上了不同道路，人生因此发生改变、命运不断逆转。
事实证明，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物立住了，观众才会有共情，也更愿意看故事。如果是靠强情节推动剧情，恐很难产生现在这种反响。《狂飙》借高启强诘问着黑暗面的来处和缘由；借安欣诠释难以摧折的正直与信念；借一众骨血丰满的人物，揭示人性的善恶抉择——老默面对女儿心存愧疚；行事狠辣的恶霸徐江也有软肋。他们的善恶不是天生的，更重要的是选择。
总之，当靠强情节和反转已经不再是吸引观众的制胜法宝，《狂飙》验证了同类题材可以把走进人心作为更好的设计。
演员标准的进步
演员依据剧本二度创作 靠细致、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
要想成就一部好剧，剧本是蓝图，演员的二度创作为其添砖加瓦。靠足够细致、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角色才能是立体的而不是说台词的工具。
导演徐纪周找的演员，都是有生活阅历的。他的要求是，“千万不要照着韩国、美国的黑帮片给我演，一演就完了”，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这是自己身边会发生的事儿，才会有共情。张颂文的表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演鱼贩子，我能闻见鱼腥味。他演大老板，我能闻见古龙水味。”为了演好鱼贩子，开机前几天，张颂文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赶往水产市场，看鱼档老板怎么进货、卖鱼、杀鱼，后来剧里舀出鱼缸里的水洗手，就是他观察的收获。
好演员会比着琢磨角色、琢磨戏，拼命动脑子，在良性创作氛围中碰撞出更多火花。剧中安欣拿着警戒线推着高启强往前走这一“名场面”，当时剧本上只写“安欣拿着警戒线把高启强他们拦住”。而到了实拍时，安欣拿着警戒线一直往前推，拍出来气势上就会很好看，这些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再比如安欣和高启强20年里吃饭的戏份在细微处有很大不同，演员通过表演也能够把饭吃出“年代感”。
不可否认，《狂飙》能够“飙”起来，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功不可没：无论是“双张”博弈，还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配角，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值得玩味的是，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该剧开始的主演配置是“流量+实力派”组合，这是当下市场上比较稳妥的通行搭配方式，“传闻”或许是项目初始阶段真实的考量之一。而最终《狂飙》以目前的阵容出现，证明演技和适配度占更大权重的理性决策胜出，市场给予的反馈也足以提振行业信心。
这个结果说明，一部剧要想破圈引起共鸣，就应当成为“最大公约数”。如此，使用流量演员反而显得“窄众”了——大众介意的是演员是否真的和角色匹配，以及他的演技是否真的能驾驭这个角色。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演员阵容，才能获得作品的流量密码。
文/本报记者 杨文杰 统筹/刘江华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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