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国是访问|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文/庞无忌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专家测算,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5%,实际增速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扭转!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提振各界信心的重要信号。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的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明年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预计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预期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他认为,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毕马威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何?经济增速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康勇:今年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拖累将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提升。 此外,2022年基数较低,也有利于明年同比增速的回升,预期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这个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去年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1%-5.7%之间,明年的增速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都很重要。 国是直通车:怎么样看待5.2%的增速?明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有何意义? 康勇:一方面,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加快,但总体复苏动能依然偏弱,5.2%的增速仍远低于疫情前6%以上的水平,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并不牢固。综合来看,疫情后四年(2020-2023)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约4.5%,依然弱于中国的潜在增速水平。 另一方面,明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依然远超全球平均水平。IMF在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7%,并指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在今明两年内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并有望在今年超过12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以上,在这样大的体量上实现5.2%的增速实属难得。 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测算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需要4.5%左右的年均增速。 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 康勇: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 一是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加速放开。近期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相继出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有利于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明年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消费随疫情缓解得到改善,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随着防控措施优化,预计明年我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家庭储蓄也有利于疫情后消费复苏。 根据测算,和历史趋势线相比,目前中国储蓄存款总体规模增加了近7万亿元。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居民信心的加强,这其中的一部分超额储蓄也有望转化成消费。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支持力度。我们预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基调,支持经济持续复苏。 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继续将稳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继续用好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同时,预期我国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新能源引领投资增长。受政策推动,今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表现亮眼,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9.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亮眼,超出全部投资增速近1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五是房地产市场修复,对经济拖累减少。我们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下降10%,会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从需求端、供给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特别是近期“三箭齐发”,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三个方面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有望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缓解企业的信用风险。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家庭消费、投资信心依然较弱,房地产的复苏可能仍需时间。 六是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压力减小。预计后续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明显放慢,明年2月和3月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目标利率区间达到5%-5.25%,此后美联储将停止加息。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团队预计2023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降息,并在年底降至2.75%-3%。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预期美元指数转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走强。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转弱,中美利率倒挂缩小,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将改善。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稳增长、稳经济大盘的发力点主要在什么方面? 康勇: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疫情散发,地缘政治紧张等超预期冲击,经济出现一定下行压力,为稳定经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政策效能有待显现。 明年稳增长经济政策要把恢复扩大消费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摆在优先位置,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同时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49.7%,较2021年底提升近3个百分点,但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存在一定加杠杆的空间。预计明年政府发债或将保持一定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运用这一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明年政府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精准有力。稳增长仍将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今年M2增速处于相对高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一定力度,推动经济复苏。 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我国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明显缓解,同时我国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减弱,存在降息降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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