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买年货、贴春联、送年礼……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人们对家浓浓眷恋的承载，也是年度消费旺季。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传统购物需求与有利购物环境相遇，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年货经济”呈现出哪些新亮点、新趋势？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餐饮行业迎复苏“拐点”，多地发放消费券激发城市“烟火气”
“过去一年大家都挺辛苦，今年不少人选择回家过年，就想着赶紧一块聚一聚。”1月17日中午，陈先生和同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用餐，尽管排队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用餐还是很尽兴。
堂食排队等位景象重现，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近期各地餐饮业已迎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许多店家加紧备货补充人手，迎接春节假期的新一轮消费复苏。
“目前餐厅的年夜饭预订情况非常火爆，包房早就订满了！”1月18日，深圳天瑞轩粤菜餐厅大堂经理陈先生介绍，市民一般会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预订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轮用餐时间从15时30分到18时，间隔半小时后开始迎接第二轮客人。
“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北京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说。“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加速恢复的同时线上订单也有较快的增长。”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前后能达到这三年来最好的状态。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了解到，针对当前消费逐渐回暖、消费信心逐渐恢复等特点，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费”促消费活动，力求以节兴商、以节聚势、以节兴市，促进商贸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同时，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等社会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行业广泛开展打折让利、优惠叠加、满额递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1月17日，广州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其中不乏“满1001减1000”“满101减100”等大额券；1月14日，北京经开区首轮10万张新春消费券上线仅1分15秒就被一扫而光，22分钟后就产生了第一笔核销订单；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正式启动发放，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消费券类型，总计发放1.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时尚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金额之大、平台之广、种类之多，为历年春节罕见。
“在限定的时间消费，可令消费券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令消费市场升温。”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给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掌握消费大数据，及时了解大众的消费偏好、消费特点，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难点、痛点，为下一步的纾困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多地商务部门既往数据显示，消费券拉动消费效果明显。去年6月至12月，湖北省先后投入12.59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金额50.46亿元。据天津市商务局测算，本轮投放的1.15亿元消费券，叠加企业、平台打折让利和补贴，预计拉动消费33亿元以上。
“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新宠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实施、返乡人员增多，今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发力点，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从梅菜扣肉、四喜丸子等传统年菜到胡椒猪肚鸡、花椒鸡等养生菜品，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年夜饭新选择。
腊月二十三，在江苏淮安工作的王强踏上归途，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汽车后备厢准备了满满的预制菜年礼。他告诉记者，“饭店年夜饭爆满，预订排单要提前半个月，今年迟了没订上。我干脆把淮扬美味搬回家，也可以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我们开发的国宴、家宴系列产品，符合中国春节的团圆需求，特别是‘淮扬一品’‘佛跳墙’产品，因味美、料鲜、品好、安全，深受顾客喜爱。”据百斯特公司董事长王强众介绍，预制菜主打美味便捷，科学的食材搭配、先进的锁鲜工艺让年夜饭变得更加美味、简单，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温馨交谈。
《2023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电商的年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预订高峰，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在已上线超过4000款年夜饭预制菜中，销量前五依次为：年年有鱼锦鲤造型八宝饭、川味年夜饭家宴套装、佛跳墙海参鲍鱼花胶盆菜、猪肚鸡煲汤半成品、胶东花饽饽兔年礼盒。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介绍。
“目前，年轻群体掌握了家庭消费大权并成为年夜饭的消费主力，80、90后追求效率、对厨艺缺乏自信等特点也愈发明显。”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春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纪委监委第十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全区配餐企业、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开展预制菜品安全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涉检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对预制菜从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包装、检验、存储条件、销售等环节进行系统性检测。
“我们把缺斤少两、包装损坏、食品过期等问题作为重点检查方向，对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的预制菜品进行了现场抽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确保大家过安全年、幸福年。”该纪检监察组组长郭荣亮说。
年宵花走俏，年货热销，消费升级装点新年味
“最近花市热闹得很，我和我爹都快忙不过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颜色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也被列入不少人家的年货清单。像这个‘好运来’就很受欢迎，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春节前夕，云南昆明斗南花市人头攒动，一位摊主指着面前的鲜花热情介绍着。
春节近、年味浓，到斗南花市购买鲜花、盆花，为家里增添盎然春意和年味儿也成了春城人过年前的重要“仪式”。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类水仙、红色系花卉和兰花系花卉备受消费者青睐，寓意花开富贵、吉庆祥和。
全国每10枝鲜花就有7枝出自斗南花市。随着市场回暖，斗南花市购销两旺。商户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前做好了货品储备，迎接春节销售旺季，同时利用抖音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市场上直播带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年回家过节走亲访友的人多了，过年前后也是婚嫁的高峰，鲜花需求量很大，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我要趁这几天抓紧补货。”一位前来批发的花店老板说。
果冻橙、沃柑、砂糖橘、红心柚等柑橘类热销，车厘子、草莓、榴莲等也成了市民年货采购单上的常客……进入年货采购高峰期，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从全国各地水果主产区储备调运了充足的水果，近几天水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1.2万吨左右。1月17日，首届新发地年货节开幕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0.5万吨，交易额7.26亿元，极大丰富了市民春节餐桌。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地市场共有4500户商户，今年春节期间有2000户商户留守市场，并在产地增加储备，全力保供首都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随着时代变迁，年货的定义已不止于年夜饭、年宵花等，年货采买也不一定要在商超市场完成。
在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中，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销量纷纷大涨。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春节消费“标配”。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智能产品跻身“年货清单”新选择，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潮智能产品登上了年货的销量榜单。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在蓬勃发展的新消费市场中要想获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要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品牌积极创新。
线上线下满满的购物车，正是“年货经济”红红火火的写照。
2023年中国经济会整体好转，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2023年，对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充满信心。”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拓展，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康义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的方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将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都将稳步恢复和提升。
消费活则经济活，消费兴则城市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国内消费市场扩内需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谈及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康义总结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二是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三是新消费热点在不断涌现。四是就业稳、收入增有利于拉动消费。
“2023年中国经济肯定会整体好转。经济好转，就业会相应改善，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康义说。
“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力，二是购买愿望。”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从根子上促进消费，还得依靠政府外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外贸，只有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才会进入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疫情三年，在‘非必要不返乡’‘倡导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两三年都未回家过年，今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也是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消费旺季。”苏剑说。
苏剑分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少不了走亲访友，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等，加上一些家庭会选择在春节期间操办婚嫁事宜，家电、家具消费也会有所增长。此外，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旅游产业也将加速回暖。
“促进节日消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减税、企业和商家降价。”苏剑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建议政府在春节等重要节日联合企业和商家对一些能够拉动短期消费的商品进行较大幅度降价，如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及旅游产品等，而政府则为参与降价的企业和商家减免相关环节税收。一方面可以减轻商家和企业的成本，让其有降价空间，最终用有吸引力的价格优惠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绑定消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作者： 本报记者 管筱璞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