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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聊|李一桐:不破不立不再焦虑,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刘越)朋友,你最近“狂飙”了吗?

  “公生明,廉生威”“风浪越大,鱼越贵”“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2023年春节档,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火遍全平台。作为当之无愧的开年爆款,继强势登顶收视榜单、霸占微博热搜、席卷社交平台后,《狂飙》以豆瓣8.8的高分收官,真正做到了高开高走。

狂飙剧照

  在“剧带人”的良性效应下,《狂飙》中的张译、张颂文、贾冰等一众演员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老戏骨们自不必多说,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饰演“孟钰”的李一桐也是丝毫不怯场,演得了原声爆发戏,接得住实力派的招,表现可圈可点。

  一部好剧会给演员带来什么,一个演员又能为角色付出什么?关于《狂飙》,关于“孟钰”,关于自己……这一次,李一桐有话说。

  这个记者不好演

  “精雕细琢才能让观众共情”

  “以往的角色里面没有过记者这个职业,了解也少,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虚。”无妨,底气不足,就用足够的案头工作将自信心填满——这是李一桐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论,“你越去了解这个人物,就会抓得越准确。”

  在拍摄前期,她深入观察了这个行业,并且总结出了一个画像来:“早些年间,好多暗访记者会走到坊间,甚至乔装打扮成不同的人群,比如那种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乞丐、吧台小姐。我觉得暗访记者就是百变人,得装啥像啥,才能有效地去获取信息。”

《狂飙》视频截图

  前期的孟钰又彪又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于徒手掌掴流氓。用李一桐的话来说,“标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前几集她一直在打安欣,就显得更彪,但是这个度得把握好。”相比前期的外放,到了饰演后期40+的孟钰时,李一桐开始往回收,寻找人物身上的松弛感。

  “演20岁到40岁的时候,不要刻意地去做一些改变,故意去演老成稳重。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让个人气质到达松弛,说话的语气神态,对事对人的状态看法,都是自然而然的。”

狂飙剧照。受访者提供

  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角色跨越时间长,表演难度大,李一桐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节奏,重头戏也完成得可圈可点。在《狂飙》中,孟钰跟踪贩毒人员想要顺藤摸瓜,结果反被绑架。被解救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从不自觉抽搐的肌肉、翕动的嘴角、转动的眼球,到神经质的碎碎念、哽咽的哭腔,李一桐将“劫后余生”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段实打实的演技高光,也是她心目中最难挑战的一场戏。

《狂飙》视频截图

  “受刺激之后,孟钰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所谓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呈现的那种反应是你无法自控的。”李一桐认真剖析着自己的思路:“因为我从来没被绑架过,也没有被歹徒谋杀过,不知道激动的情绪应该到达哪个份上。所以那种应激反应需要你多去琢磨,多琢磨,才能呈现出让观众共情的一场戏。”

  对阵戏骨不怯场

  “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

  人物横跨21年,历经三个时代,前后个性差异极大——如果说这三个前提已经将“孟钰”一角拔高至难以挑战的高度,那么和张译、张颂文、张志坚等一众实力派的对手戏更是容易让年轻演员打退堂鼓。对此,李一桐却表示,“我太兴奋了!”

  “我的天,因为里面所有的前辈演员,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我好兴奋,你知道吗?”李一桐回忆起自己当时跃跃欲试的状态:“还没开机的时候,我就盼着跟他们每个人都有对手戏。我去求导演,我说我跟张颂文老师有对手戏吗?能不能这里有,跟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说你渴求度怎么那么高,我说,你不懂,我太兴奋了。”

《狂飙》视频截图

  此前在《鹤唳华亭》中,李一桐和饰演孟钰父亲“孟德海”的张志坚及其他几位演员虽然有过对手戏,但场次不多,希望能在《狂飙》中将遗憾弥补回来,“跟前辈演员去对戏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很多灵感,他会指出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强加于你。他会让你‘吃’进去,吃进去可能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

  在《狂飙》的拍摄中,张译可能是打开李一桐身上最多开关的人。安欣和孟钰由前期的青梅竹马、打打闹闹,到后期的爱人错过、分道扬镳,令人唏嘘不已。而提起和张译演对手戏的感受,李一桐则直言,“特别过瘾,已经过瘾到了一天拍24个小时,都觉得亢奋的那种状态。”

《狂飙》视频截图

  不过,对于和张译演CP这件事,一开始的李一桐还是有些担心,“最初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他本身就有经验,而且戏那么好,所以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有观众调侃,安欣是孟钰的“人肉沙包”,经常被小拳拳捶胸口。就连李一桐本人也自我吐槽,“我怎么常常‘揍’他,我都服了”。

  确实,在剧中,安欣总是被孟钰单方面“伤害”。两人在酒吧久别重逢的那场戏,孟钰一巴掌呼向小混混,却错手打到了安欣脸上,两人面面相觑的这一幕逗乐了不少观众。

《狂飙》视频截图

  面对记者“真打还是借位”的灵魂提问,李一桐皮了一下,“你猜?其实没有。这一巴掌那么响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我打上去的距离一定要把控好,张译老师经验足,他配合起来就会显得更真切了。”

  不过,虽然剧里揍得很“过瘾”,但李一桐所说的“特别过瘾”可不是这回事。“那种过瘾存在于我们即兴的碰撞当中,会出来新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打完他那一巴掌,他拉我走之后的那些话和反应,在本子里都是没有的。”

  “你觉得整个人是亢奋的,在接收很多新的东西过来,而不是说我在底下做好了功课,按照原句原点来去处理它,去背它。现场一切都是打破的,都是不可控的,跟老演员老前辈合作的那种新鲜感和亢奋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不破不立

  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在演艺生涯中,对你意义最重大的三个角色是?”

  “黄蓉(《射雕英雄传》)、晚媚(《媚者无疆》)和陆文昔(《鹤唳华亭》)。”李一桐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

  武侠、言情、古装权谋,无论是题材还是人设,都和“孟钰”不沾边。对李一桐来说,2023是不破不立的一年。一方面,“孟钰”是她一反往常戏路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李一桐参与的某档演技选拔类综艺播出,看似游刃有余的表演下,隐藏着她重塑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

  “以前这种竞技类的东西,需要用高低分去评比的事情,我会抗拒。我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不可控的局面,会有一些担心和惧怕。”李一桐坦言,“不接戏的这几个月里来,我的想法有所改变。2023年,我一直在跟自己说,不破不立。不打破一个陈旧的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新的自己。”

  2022年末,李一桐的工作停滞了几个月。学习新的舞种和乐器、报个班锻炼身体、在家看看电影和书、参加同学聚会,带家人去旅行……在经历了“自己和自己玩”的阶段后,她迎来了焦虑期。

  “我是一个比较会转弯的人,当下碰到问题,我不会一直问怎么办,我下意识想的是,我能怎么样?”和甜美的外表截然不同的,是李一桐性格内核中磅礴的力量感,“如果每天在家里面焦虑,就像骑一个小木马。我也在动,我也在努力,我嘴里也在嘚吧嘚,但是无济于事。因为你骑的是木马,你没有在前进,你在内耗。比如说我停滞了几个月没有去拍戏,你要么解决,要么接受,不要做无用功。”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

  度过焦虑期之后,李一桐开始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打破舒适圈,“人在停滞的时候会思考很多问题,我习惯于把很多焦虑和内耗变成动力。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我愿意去打破,也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在大众的评判标准中,颜值高的年轻演员头顶都悬着一个天秤,“偶像”和“实力”的砝码分列其上。而《狂飙》之后,李一桐头上的天秤,无疑逐渐在往“实力”一侧倾斜。

  “你觉得在演员这条赛道上,李一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相对多元化,不拘泥于同一类别。”李一桐说:“我对表演有非常强大的欲望,所以必须时刻充实自己。直面问题,多去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大的空间正等着我去摸索,去进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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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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