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疫情已经过了感染高峰期******
从今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作为首都,北京接下来将怎么应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市代市长殷勇。殷勇表示,北京的疫情已经过了感染的高峰期,下一阶段要科学地构建疫情的监测预警体系,对于新的变异病毒加强监测。
科学监测预警防好病毒变异
殷勇表示,“乙类乙管”不是不管,政府仍然要担当起疫情防控的相关责任。北京的疫情已经过了感染的高峰期,整个人群应该说在免疫能力方面已经构筑起了新的能力。下一阶段我们就是要科学地构建疫情的监测预警体系,包括一些哨点、医院发热门诊等,对于新的变异病毒我们加强监测,防止有变异以后可能会冲击我们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老年人血氧浓度降低可到社区医疗机构吸氧
殷勇说,要观察疫情在社区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包括监测排污等,尤其是新的变种病毒可能带来的影响。这里主要就是老年人,还有有基础疾病的一些人,也包括儿童、孕妇,还有残障人士这样的群体,让他们尽可能地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血氧浓度降低,可以到社区的医疗机构去吸氧。要继续推动疫苗接续接种,对于一些有重症风险的人群,可以及时提前进行一些医疗的干预措施。
要建强基层医疗让老百姓更方便
殷勇说,北京市将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包括120的转运、门急诊接待,以及重症救治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建立分级分层的医疗体系。
这次疫情中,基层医疗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贴近百姓,非常方便。所以要加大向基层配置医疗资源的力度,增强服务保障能力。
要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
殷勇说,要构建整个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服务保障能力,包括快递、外卖在内的重点行业,要帮助这些企业做好防护,以及人力上的准备。还要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过去三年企业很不容易,承担了整个防疫的大量社会成本,要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让企业能够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税收指标与企业相关的时候,会考虑让企业能够有进一步的资源、财力等,去恢复和发展。(据央视新闻)
中国足球转会“开窗”时间一推再推 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
中国足球转会“开窗”时间一推再推
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
北京时间2月1日,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TMS的更新信息显示,2023年度中国足球首期国际转会窗口延至2月20日开启,至4月10日关闭。如果这一安排不再调整,那么就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最早于4月中下旬拉开帷幕。
去年年底,国际足联TMS系统曾显示,本年度首段中国足球国际转会窗口期于今年1月16日开启。但就在16日当天,TMS系统更新了相关信息,显示本次开窗时间将延至2月1日。而最新的开窗时间被进一步推延至2月20日。
一般来说,各协会开闭转会窗口的时间节点,都会围绕着本国(地区)联赛的竞赛计划来设定。如,转会窗开启时间一般会设在联赛开赛前1到2个月,而关闭时间则安排在联赛开赛前1到2周,从而方便各俱乐部在锁定新援后,获得必要的新援注册及阵容磨合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除非相关会员协会向FIFA提出特别开窗申请,否则各会员协会已在册球员(含外籍球员)在国内俱乐部之间完成转会,其转会手续也必须在国际足联批复的国际转会窗口期内落实。这也是部分中超俱乐部春节前后虽官宣引进新援,却没有完成球员注册与转会手续的原因。
TMS系统更新的信息显示,本年度中国足球首段国际转会窗口期将于2月20日开放,至4月10日关闭,这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有望于4月中下旬开赛。在3月20日至28的国际比赛日中,中国男足将受邀与新西兰队进行两场热身。虽然到目前为止,国足新年首期集训计划尚未公布,但中国男足亚运代表队已明确本月进行新年首期集训,这两支国字号球队3月下旬都将出访新西兰,其球员都可以在结束国际比赛日后,在联赛开赛前及时返回各自俱乐部,有时间与球队进行磨合。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近期也在加紧研究联赛相关问题。关于俱乐部欠薪清偿进展程度、新赛季各级联赛的参赛规模、各级联赛球员注册与转会办法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得到明确。
TMS系统更新的信息还显示,中国足球本年度第二段转会窗口期,也就是所谓夏季转会窗将由7月1日延至8月1日开放,关闭时间为8月31日。结合国内足坛本年度转会冬窗开启时间两度被延后的事实,不排除开窗时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被进一步推延的可能性。
延伸
杜兆才遗憾无缘连任FIFA理事
第33届亚足联会员代表大会于北京时间2月1日下午在巴林麦纳麦海湾会展中心召开。会议期间,亚足联按议程进行了新周期(2023年至2027年)换届选举。在备受中国足球界关注的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投票选举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副主席杜兆才获得了18票,遗憾地在“7选5”的竞争中落选,无缘连任。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则连续两度落选。从亚足联领导层或决策层新一轮“洗牌”结果看来,亚洲足坛天平“西倾”的趋势尤为明显,中国足球在竞争外事话语权及参与各类国际竞争方面,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
在7位候选人当中,有4人的当选其实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经板上钉钉,这4人分别是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三、菲律宾足协主席阿拉内塔,以及两位参选新人卡塔尔足协主席塔尼和沙特足协主席梅沙尔。
这样一来,余下一个国际足联理事席位就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三国足协的代表中产生。马来西亚足协哈米丁虽然是首次参选,但其背景优势比较突出。此次竞选结果,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然,杜兆才未能连任,受到影响的恐怕不止是中国足球,还有东亚足球。在当选新周期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6名成员中,来自东亚大区会员协会的仅有田岛幸三,余下5人中有3人来自西亚大区(包括自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亚足联主席萨尔曼)、2人来自东南亚大区。再结合连续3届亚洲杯确定在西亚大区会员协会国举办、亚冠联赛按西亚大区会员协会职业联赛竞赛办法调整为跨年赛制,不难看出,亚洲足坛的天平正逐步“西倾”。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来说,面对现实并保持警惕之余,唯有全力提升自身硬实力并完善对外交流,才可能应对接下来更严峻的国际挑战。
本组文/本报记者 肖赧
统筹/王咏